要讓環保法庭起到保護公民環境權益、懲治污染企業的目的，就要讓百姓能夠免費打官司，也要鼓勵專業機構替百姓打官司
    熱播的電視劇《包青天之七俠五義》有這樣一個情節，包拯到任端州，發現州衙外的鳴冤鼓很久沒被鳴響。一番調研之后，包拯發現，原任知府要求到州衙鳴冤的百姓都要交納數額不低的“訴訟費”，害得百姓訴冤無門。
    當下，許多地方設立了環保法庭，有些卻因為無案可審遭遇尷尬，原因之一就是訴訟費、鑒定費的門檻太高，擋住了環境污染事件的受害者。可見，從古至今，要讓老百姓打得起官司，門檻不能太高。
    近年來，環境污染事件頻發，而百姓的環境維權意識不斷提高，由污染引發的社會矛盾日漸凸顯。一些污染投訴，因為監管力量不足遲遲難有結果，受侵害的百姓常常感覺無處說理。解決這一矛盾，維護百姓的生存與發展權益，讓污染者受到應有的懲罰，需要一系列的機制來保證，設立環保法庭是解決問題的途徑之一。
    一些地方和環保法庭成立之后找不到案源，不是因為當地的環境好，沒有污染糾紛，而是環保法庭還沒有為百姓環境維權打開一扇門。
    無論是污水毒死魚蝦、尾礦垮壩毀壞良田，還是兒童血鉛中毒，在一系列環境損害事件中，受害者大多是普通百姓，而且多為農民、城鄉結合部居民等社會中下層群體。一方面，打環保官司要支付訴訟費、污染損害鑒定費，普通百姓本來收入不多，又受到污染損害，再承擔這些費用，顯然是難上加難。另一方面，環境污染的受害群體往往缺乏一定的專業知識和法律常識，要讓他們成為環境訴訟的主體，也不容易。當年日本水俁病事件引發的環境公益訴訟，由于受害者舉證困難，病痛潛伏期長等問題，一場官司打了18年。所以，要讓環保法庭起到保護公民環境權益、懲治污染企業的作用，必須要讓百姓能夠免費打官司，也要鼓勵專業機構替百姓打官司。
    令人欣慰的是，去年一些地方的環保法庭開始嘗試解決這些問題。昆明為環保公益訴訟的原告“免單”，廣州市番禺區人民檢察院作為主體提起環境公益訴訟，都是非常有益的探索。百姓有地方說理，有人替百姓維權，污染受害者看到希望，污染企業也開始有所畏懼。
    當然，環境公益訴訟還面臨一些法律障礙，比如原告資格不能是無直接利害關系人，到底由誰舉證等，這都限制了環保法庭作用的有效發揮。環境問題是社會問題，一次污染事件損害的不僅是幾個人的利益，整個社會也要付出代價。如果每次污染事件都逃不脫“排污企業受益、百姓受害、政府埋單”的怪圈，我們怎能維護環保法律的尊嚴？
    中國的環境保護，經過30多年的探索，現在已經到了綜合運用法律、經濟和行政手段防治污染的時候。人們期待環保法庭主持公道，環保法庭應該多想辦法，讓群眾打得起官司，打贏官司。